2015年，美国首次披露一份绝密清单：他们曾计划杀死我们每一个人
2015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报道。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首次披露了一份长达800页的绝密清单，名为《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这份清单详细列明了美苏一旦交火后，苏联、东欧以及中国领土上将遭到核轰炸的目标。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份清单不仅包括军事和工业设施，还将人口密集的城市作为无差别打击的对象。对中国而言，美国计划用870枚核弹头瞄准117座城市，进行”系统性破坏”。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都赫然在列，甚至一些省会城市也未能幸免。
这份清单的出现引发了诸多疑问：美国为何要制定如此骇人听闻的计划？他们真的打算付诸实施吗？为什么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美国选择公开这份绝密文件？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也拉开了核时代的序幕。随着战后美苏两国关系的迅速恶化，核武器很快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焦点。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这一事件在美国政界和军方引起了巨大震动。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宣布要加快氢弹的研制。1950年1月，他进一步授权进行氢弹研究，并下令大幅增加原子弹的生产。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战略。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著名的NSC-68号文件，该文件将苏联描述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试图主宰世界的国家，并呼吁美国大幅增加军事开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这份文件成为了美国冷战战略的基石，也为后来的核威慑战略奠定了基础。
1952年，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如果苏联或其盟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常规攻击，美国将以核武器进行报复。这一战略的目的是通过核威慑来遏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同时也为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相对劣势提供了弥补。
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他继承并发展了”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了”新面貌”政策。这一政策强调依靠核武器来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减少常规军事力量的开支。艾森豪威尔认为，核武器不仅是一种军事武器，更是一种政治工具，可以用来威慑敌人，维护和平。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军方开始制定详细的核打击计划。1956年，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制定了《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这就是后来被披露的那份长达800页的绝密清单。该研究假设1959年可能爆发美苏核战争，并详细列出了苏联、东欧和中国境内的潜在核打击目标。
这份清单的制定反映了美国当时的战略思维。首先，美国认为核战争是可能发生的，因此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其次，美国希望通过详细的打击计划来增强核威慑的可信度。再次，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其在核领域的优势地位。
然而，这种战略思维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它过于依赖核武器，忽视了常规战争的重要性。同时，它也低估了核战争的破坏性，对”有限核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战略可能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增加核战争爆发的风险。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上爆发了一场改变了冷战格局的重要战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这场战争的爆发，不仅打破了朝鲜半岛的脆弱平衡，也让美国的核威慑战略遭遇了重大挑战。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南推进，短短三天内就占领了首尔。美国总统杜鲁门迅速做出反应，决定派遣美军介入战争。然而，美军的介入并未能扭转战局。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占领了朝鲜半岛90%以上的领土，将联合国军压缩在釜山周围的狭小区域内。
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军方开始考虑使用核武器。当时的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多次向华盛顿提出使用核武器的请求。他认为，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迅速扭转战局，避免美军陷入长期消耗战。然而，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此持谨慎态度，担心使用核武器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的仁川登陆作战取得成功，战局出现逆转。联合国军迅速向北推进，很快就越过了三八线。10月19日，平壤落入联合国军之手。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胜利已经近在咫尺。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美国的预料。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的加入再次改变了战局。11月下旬，志愿军发动了大规模反击，联合国军被迫撤退。到1951年1月4日，首尔再次易手。
面对这一局面，麦克阿瑟再次提出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他甚至计划在中朝边境地区投放多达30-50枚核武器，以切断中国的补给线。这一计划被称为”圣诞节计划”。然而，杜鲁门总统再次拒绝了这一提议。
麦克阿瑟的主张引发了华盛顿的担忧。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军事指挥官的权限，威胁到了美国的整体战略。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宣布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这一决定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巨大争议，但也避免了核武器在朝鲜战场上的使用。
朝鲜战争最终以1953年7月27日的停战协定告终。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给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美国认识到单纯依赖核威慑是不够的。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拥有绝对的核优势，但却无法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这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其军事战略，开始重视常规力量的建设。
其次，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局限性。在面对非核国家时，核威慑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国作为一个当时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核威胁而退缩。这使得美国意识到，需要制定更加灵活的战略来应对不同类型的冲突。
再次，朝鲜战争也让美国认识到，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远比想象的要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尽管多次考虑使用核武器，但最终都因为担心引发更大规模冲突而作罢。这种经验促使美国更加谨慎地看待核武器的作用。
最后，朝鲜战争的结果动摇了美国的战略自信。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这场与非核国家的战争中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让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全球战略。
朝鲜战争的教训深深刻印在美国决策层的脑海中。尽管核威慑战略在这场战争中显露出局限性，但美国并未放弃对核武器的依赖。相反，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更加精细、更具操作性的核战略。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应运而生。
这份长达800页的绝密文件，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56年开始编制。其主要目的是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制定详细的打击计划。文件中列出了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境内的数千个潜在目标，包括军事设施、工业中心和人口密集区。
对于中国，这份清单尤为触目惊心。美国计划用870枚核弹头瞄准117座中国城市，进行”系统性破坏”。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赫然在列，就连一些省会城市也未能幸免。这种大规模、无差别的打击计划，充分体现了当时美国军方的思维方式。
在制定这份计划时，美国军方采用了一种被称为”目标分析”的方法。他们将目标分为几个类别：军事目标、工业目标、政治目标和人口中心。每个目标都被赋予了不同的优先级和摧毁程度要求。例如，对于某些关键的军事设施，可能要求100%的摧毁；而对于一些次要目标，可能只需要部分破坏。
这种精细化的打击计划反映了美国军方对于”有限核战争”的幻想。他们认为，通过精确的核打击，可以在不导致全面毁灭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的美国军事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这份计划也暴露出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首先，它过于依赖技术手段，忽视了核战争的政治和道德后果。其次，它低估了核武器的破坏力，对”有限核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最后，它将人口中心列为打击目标，这在道德上是难以辩护的。
《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的制定过程中，美国军方还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确保核打击的有效性。为此，他们开发了一套复杂的计算模型，用来评估不同类型核武器对各种目标的破坏效果。这些模型考虑了诸如爆炸当量、爆炸高度、目标硬度等多个因素。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不断改进其核武器系统。1954年，美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氢弹。相比原子弹，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这给核战略带来了新的变数。一方面，更强大的武器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弹头覆盖更多的目标；另一方面，它也增加了核战争的破坏性，使得”有限核战争”的概念更加难以实现。
《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的制定，也反映了美国核战略的一个重要转变。在50年代初期，美国的核战略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随着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中苏关系的发展，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对手。这份计划中对中国目标的详细列举，就是这种战略转变的体现。
然而，这份计划的制定并非没有争议。在美国政府内部，就曾出现过激烈的辩论。一些文职官员对军方的计划表示担忧，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核打击计划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局面。他们主张采取更加克制的核政策。但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下，这些声音往往被淹没在强硬派的主张中。
1961年6月3日，维也纳会晤结束后，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分别离开了奥地利首都。这次会晤本应缓解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会晤结束后不久，柏林危机爆发，将冷战推向了新的高潮。
柏林，这座被分割的城市，成为了东西方对抗的焦点。1961年8月13日，东德政府在一夜之间开始修建柏林墙，将东西柏林彻底隔离。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也给肯尼迪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这一局面，肯尼迪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核战略。《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中设想的大规模核打击计划，在这种局势下显得过于僵化。肯尼迪意识到，需要一种更加灵活、更能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核战略。
在这种背景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美国应该具备应对从常规冲突到全面核战争的各种能力，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大规模核报复的威胁。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肯尼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们大幅增加了常规军事力量的投入。仅在1961年，美国就增加了30万常规部队。其次，他们开始发展更加精确、威力较小的战术核武器，以增加核威慑的可信度。
1962年1月，麦克纳马拉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名为《核武器使用授权政策》的备忘录。这份文件标志着美国核战略的重大转变。它提出了”对城市反击”和”对军事目标反击”两种核打击方案，并强调了核武器使用的灵活性和可控性。
然而，这种新战略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在军方内部，许多人仍然坚持大规模核报复的思维。他们认为，”灵活反应”战略可能会削弱核威慑的效果。为了说服这些反对者，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不得不多次与军方高层进行激烈的辩论。
1962年7月，肯尼迪政府进行了一次代号为”白杨树”的核战争演习。这次演习模拟了一场从柏林危机升级而来的核冲突。演习结果令人震惊：在模拟的第一轮核交换中，美苏双方就有超过1.5亿平民丧生。这次演习进一步强化了肯尼迪对”灵活反应”战略的信心。
就在美国调整核战略的同时，苏联也在秘密地改变自己的棋局。1962年10月，美国侦察机发现苏联正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这一发现引发了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
在危机的13天里，世界似乎随时可能陷入核战争的深渊。肯尼迪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军方主张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一些顾问则建议采取外交手段。最终，肯尼迪选择了实施海上封锁，同时保持与苏联的外交渠道畅通。
这次危机是对”灵活反应”战略的一次实际检验。肯尼迪政府成功地在军事威慑和外交谈判之间保持了平衡，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最终，苏联同意撤走导弹，危机得以和平解决。
古巴导弹危机的成功处理，让肯尼迪政府更加坚定了推行”灵活反应”战略的决心。1963年，美国开始大规模部署”民兵”系列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可以快速发射，大大提高了美国核力量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
同时，肯尼迪政府也开始重视核军备控制。1963年8月，美国、苏联和英国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这是冷战以来核军备控制领域的第一个重要突破。
然而，就在核战略调整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一个悲剧性的事件改变了一切。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虽然继续推行”灵活反应”战略，但在具体执行上却出现了一些变化。
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林登·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虽然延续了”灵活反应”的核战略，但他更加注重核武器的数量平衡。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的核弹头数量从1963年的约2万枚增加到1967年的超过3万枚。这一时期，美苏两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军备竞赛阶段。
与此同时，国际核格局也在发生变化。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国家。这一事件对美苏两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亚太战略，而苏联则更加警惕地看待其东方邻国。
面对核武器的不断扩散，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控制核武器发展的紧迫性。1968年7月1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同时开放签字。这份条约旨在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同时促进和平利用核能。
然而，NPT的签署并未阻止核军备竞赛的继续。美苏两国都在努力发展新的核武器系统。1970年，美国开始部署装有多个独立瞄准重返大气层飞行器（MIRV）的”民兵III”洲际弹道导弹。这种技术大大提高了核打击的精确度和突防能力。
苏联也不甘示弱。1975年，苏联开始部署SS-18″撒旦”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可以携带多达10个核弹头，每个弹头的当量高达75万吨TNT。”撒旦”导弹的部署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安，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美苏两国开始了一系列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1972年5月2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了SALT I协定。这份协定限制了两国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标志着核军备控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而，SALT I并未阻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美苏两国于1979年6月18日签署了SALT II协定。这份协定对两国的战略核武器载具数量进行了限制，但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参议院最终未能批准这一协定。
尽管如此，SALT谈判仍然为后续的军控努力奠定了基础。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零方案”，建议美苏两国全面销毁中程核导弹。这一提议最初被苏联拒绝，但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1987年12月8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中导条约》。这份条约要求两国销毁所有射程在500-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导弹。这是冷战史上第一次真正销毁一整类核武器的协议，被视为核裁军的重要里程碑。
《中导条约》的签署为进一步的核裁军创造了有利条件。1991年7月31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了第一阶段战略武器裁减条约（START I）。这份条约要求两国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数量削减到6000枚以下，这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军控协议之一。
然而，就在START I签署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了。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全球战略格局。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核武器。但同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一夜之间成为了拥核国家。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签署了《里斯本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同意将其境内的核武器转交给俄罗斯，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无核国家。这一安排有效地防止了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
随着冷战的结束，核军备控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美国和俄罗斯签署了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裁减条约（START II），进一步削减了两国的核武库。尽管这份条约最终未能生效，但它为后续的军控努力指明了方向。
进入21世纪后，核裁军的步伐并未停止。2002年，美国和俄罗斯签署了《莫斯科条约》，承诺到2012年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数量减少到1700-2200枚。2010年，两国又签署了新的《战略武器裁减条约》（New START），进一步限制了双方的核武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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